第09章彻底解（17 / 23）
卷尺自己在她的手里动了起来，她像下面有什么东西拉着一样。
不止是拉！而是拉着飞跑！她盯着那飞跑的钢带，眼睛睁得巨大，害怕无比！但是——她毫不惊讶。难道她不知道吗？难道她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卷尺已经用完了，停了下来，整整6码。
吃吃的笑声从下水道里传了出来。伴随着笑声的是低低的几乎是在责备的声音：“贝弗莉，贝弗莉，贝弗莉你不能和我们战斗如果你敢的话你会死的你会死的你会死的贝弗莉贝弗莉莉莉莉”
卷尺的小拿子咋嗓响了一声，然后钢带开始迅速地回来，上面的标记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在到头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五六英寸——黄色变成了发暗的正在滴落的红色！
贝弗莉尖叫了一声，一下把卷尺扔到了地上，好像它突然变成一条扭动着的活蛇。
鲜血沿着洗脸盆的磁面流下去，又流进了下水口里。贝弗莉抽泣着弯下腰去，又捡起了卷尺。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钢条，举着它走进了厨房。鲜血不住地滴落在走道和厨房的油毡上。
贝弗莉尽量让自己去想父亲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如果他发现她把卷尺弄得血淋淋的。当然他是不会看见上面的血迹的，但是那样想能对贝弗莉稍微有点帮助。
她拿出了一块干净的抹布——仍旧温暖得像刚刚烤熟的面包——又走进了洗手间。她先闭上眼睛用皮塞子塞住了下水口，然后开始清洗。鲜血还没干，很好清洗。她擦去了所有的血污，漂洗了一下抹布，攥干以后放在了一边。‘然后她又拿出一块抹布来，擦拭她父亲的卷尺。钢带上的鲜血又稠又粘，有两处还粘着黑乎乎的血块。
尽管鲜血只法污了五六英寸钢带，贝弗莉还是把整个卷尺都清洁了一遍，然后放回橱柜里。然后她拿着两块肮脏的抹布从公寓后面走了出去。道阳夫人又朝吉姆喊叫了，她的声音非常清楚，简直就像钟声一样回荡在依然炎热的下午。
后院里，到处都是垃圾、野草和破布条，还有一条生锈的焚烧炉。贝弗莉把抹布扔进炉子里，然后走到一级台阶上坐了下来。泪水突然之间汹涌而出，这次她再也控制不住了。
她用胳膊搂住膝盖，头枕在胳膊上面，不停地哭着。道阳夫人又在叫喊了：吉姆，你是不是想被汽车撞死？
德里：插曲之一1985年2月14日情人节过去一周以来，又多了两桩失踪案——都是孩子，就在我刚刚开始放松的时候。其中之一是一个16岁的男孩子名叫丹尼斯多里奥；另外的一个是一个只有5岁的女孩，是在西百老汇区她家的院子后面滑雪橇的时候失踪的。她那已经陷于疯狂的母亲只找到了她的雪橇。
事件发生的前天晚上刚下过一场雪——4英寸左右厚。当我打电话给里德马赫警长，他说雪地上只有她留下的痕迹，没有别的。我想他现在对我已经颁透了。晚上我没有再失眠；我有比那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是不是？
当我问他是否能看看警察局的照片时，他拒绝了。
当我问到是否那个小女孩的痕迹通向任何下水道或者排水沟时，紧接着的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里德马赫说：“我想知道是否你该去看看医生，麦克汉伦？精神病专科的。那个孩子是被她父亲掳走的，难道你没看报纸吗？”
“那个叫多里奥的男孩也是被他自己的父亲掳走的吗？”我问。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别管这些事情了，汉伦。”他说道“让我歇会儿吧。”
他挂断了电话。
当然我已经读过了那些报纸——难道不是我每天早晨把报纸分发到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吗？那个小女孩，劳里安温特巴吉尔，在她的父母于1982年春天离婚之后，一直由母亲监护。警察局认为案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劳里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州某地当维修工的航特。
温特巴吉尔，驱车到缅因州掳走了他的女儿。他们认为，航特把汽车停在房子外面，喊他女儿，然后劳里就跟他走了——因此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痕迹。他们对于劳里自从两岁起就没见过父亲的事实什么也没说。劳里父母的离异主要是因为温特巴吉尔夫人宣称航特。温特巴吉尔至少有两次企图猬亵劳里。她要求法院剥夺他看望女儿的权利，尽管航特强烈反对但是法院仍然同意了。里德马赫宣称法院的判决切断了航特与女儿的一切联系，因而可能促使他掳走了劳里。那样设想也许有某种可行性，但是试想一下，当三年未见的父亲叫她时，劳里是否能认得出来呢？里德马赫说是的，尽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两岁的时候。我不这样想。劳里的母亲说她一直教育劳里不要接近陌生人或者与陌生人谈话——那是大多数德里的孩子必须很早就接受的一课。里德马赫说他将请求怫罗里达州警察局协助追踪温特巴吉尔，他的责任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拘留与否是律师的事情，和警察局没有多少关系。”那个自高自大的胖猪在德里新闻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但是那个叫多里奥的孩子是另一回事。幸福的家庭生活，德望老虎足球队队员，优秀学生。参加过1984年野外谋生夏令营。没有吸食毒品历史。有一个正在热恋的女友。有任何生存的理由。
但是同样，他也失踪了。
他出了什么事？受到流浪汉的突然袭击？被醉酒的司机撞死后掩埋？或者他仍然在德里镇，和那些死孩子诸如贝蒂理普瑟、帕特里克霍克塞特以及爱德华康克雷等人为伍。
我又开始干活了。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同一个地方，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结果只是使我的神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影子我都会吓得跳起来。我害怕在我整理图书的时候，我身前的一排书中间会突然伸出一只手，一只正在摸索着的手
今天下午我又有一种几乎难以逾越的欲望想要给他们打电话。我甚至已经投完了404，那是亚特兰大的区号，我的前面就放着斯坦利。尤利斯的电话号码。举着话筒，我问自己是否已经确信——已经百分之百地确信；或者只是因为如此害怕不能再忍受孤独，想要找某个知情（或者将要知情）人来倾诉一下。
此时我仿佛听见理奇熟悉的声音于是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当你如此急切想要见理奇——或者他们中任意一个的时候，你就不能确信自己的动机。对自己说的谎话是最好的谎话，事实上我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确信。现在我只好假设那头自大的蠢猪里德马赫所说的可能正确：劳里可能记得她父亲，也许看过他的照片。我还假设不管家里人怎么教育孩子，一个能说会道的成人能够把她哄骗到自己的汽车里。
仍然有另外的一种恐惧困扰着我。里德马赫说我可能发疯了。我当然不相信，但是如果现在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个疯子。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们完全不记得我怎么办？麦克汉伦？ ↑返回顶部↑
不止是拉！而是拉着飞跑！她盯着那飞跑的钢带，眼睛睁得巨大，害怕无比！但是——她毫不惊讶。难道她不知道吗？难道她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卷尺已经用完了，停了下来，整整6码。
吃吃的笑声从下水道里传了出来。伴随着笑声的是低低的几乎是在责备的声音：“贝弗莉，贝弗莉，贝弗莉你不能和我们战斗如果你敢的话你会死的你会死的你会死的贝弗莉贝弗莉莉莉莉”
卷尺的小拿子咋嗓响了一声，然后钢带开始迅速地回来，上面的标记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在到头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五六英寸——黄色变成了发暗的正在滴落的红色！
贝弗莉尖叫了一声，一下把卷尺扔到了地上，好像它突然变成一条扭动着的活蛇。
鲜血沿着洗脸盆的磁面流下去，又流进了下水口里。贝弗莉抽泣着弯下腰去，又捡起了卷尺。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钢条，举着它走进了厨房。鲜血不住地滴落在走道和厨房的油毡上。
贝弗莉尽量让自己去想父亲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如果他发现她把卷尺弄得血淋淋的。当然他是不会看见上面的血迹的，但是那样想能对贝弗莉稍微有点帮助。
她拿出了一块干净的抹布——仍旧温暖得像刚刚烤熟的面包——又走进了洗手间。她先闭上眼睛用皮塞子塞住了下水口，然后开始清洗。鲜血还没干，很好清洗。她擦去了所有的血污，漂洗了一下抹布，攥干以后放在了一边。‘然后她又拿出一块抹布来，擦拭她父亲的卷尺。钢带上的鲜血又稠又粘，有两处还粘着黑乎乎的血块。
尽管鲜血只法污了五六英寸钢带，贝弗莉还是把整个卷尺都清洁了一遍，然后放回橱柜里。然后她拿着两块肮脏的抹布从公寓后面走了出去。道阳夫人又朝吉姆喊叫了，她的声音非常清楚，简直就像钟声一样回荡在依然炎热的下午。
后院里，到处都是垃圾、野草和破布条，还有一条生锈的焚烧炉。贝弗莉把抹布扔进炉子里，然后走到一级台阶上坐了下来。泪水突然之间汹涌而出，这次她再也控制不住了。
她用胳膊搂住膝盖，头枕在胳膊上面，不停地哭着。道阳夫人又在叫喊了：吉姆，你是不是想被汽车撞死？
德里：插曲之一1985年2月14日情人节过去一周以来，又多了两桩失踪案——都是孩子，就在我刚刚开始放松的时候。其中之一是一个16岁的男孩子名叫丹尼斯多里奥；另外的一个是一个只有5岁的女孩，是在西百老汇区她家的院子后面滑雪橇的时候失踪的。她那已经陷于疯狂的母亲只找到了她的雪橇。
事件发生的前天晚上刚下过一场雪——4英寸左右厚。当我打电话给里德马赫警长，他说雪地上只有她留下的痕迹，没有别的。我想他现在对我已经颁透了。晚上我没有再失眠；我有比那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是不是？
当我问他是否能看看警察局的照片时，他拒绝了。
当我问到是否那个小女孩的痕迹通向任何下水道或者排水沟时，紧接着的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里德马赫说：“我想知道是否你该去看看医生，麦克汉伦？精神病专科的。那个孩子是被她父亲掳走的，难道你没看报纸吗？”
“那个叫多里奥的男孩也是被他自己的父亲掳走的吗？”我问。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别管这些事情了，汉伦。”他说道“让我歇会儿吧。”
他挂断了电话。
当然我已经读过了那些报纸——难道不是我每天早晨把报纸分发到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吗？那个小女孩，劳里安温特巴吉尔，在她的父母于1982年春天离婚之后，一直由母亲监护。警察局认为案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劳里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州某地当维修工的航特。
温特巴吉尔，驱车到缅因州掳走了他的女儿。他们认为，航特把汽车停在房子外面，喊他女儿，然后劳里就跟他走了——因此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痕迹。他们对于劳里自从两岁起就没见过父亲的事实什么也没说。劳里父母的离异主要是因为温特巴吉尔夫人宣称航特。温特巴吉尔至少有两次企图猬亵劳里。她要求法院剥夺他看望女儿的权利，尽管航特强烈反对但是法院仍然同意了。里德马赫宣称法院的判决切断了航特与女儿的一切联系，因而可能促使他掳走了劳里。那样设想也许有某种可行性，但是试想一下，当三年未见的父亲叫她时，劳里是否能认得出来呢？里德马赫说是的，尽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两岁的时候。我不这样想。劳里的母亲说她一直教育劳里不要接近陌生人或者与陌生人谈话——那是大多数德里的孩子必须很早就接受的一课。里德马赫说他将请求怫罗里达州警察局协助追踪温特巴吉尔，他的责任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拘留与否是律师的事情，和警察局没有多少关系。”那个自高自大的胖猪在德里新闻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但是那个叫多里奥的孩子是另一回事。幸福的家庭生活，德望老虎足球队队员，优秀学生。参加过1984年野外谋生夏令营。没有吸食毒品历史。有一个正在热恋的女友。有任何生存的理由。
但是同样，他也失踪了。
他出了什么事？受到流浪汉的突然袭击？被醉酒的司机撞死后掩埋？或者他仍然在德里镇，和那些死孩子诸如贝蒂理普瑟、帕特里克霍克塞特以及爱德华康克雷等人为伍。
我又开始干活了。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同一个地方，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结果只是使我的神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影子我都会吓得跳起来。我害怕在我整理图书的时候，我身前的一排书中间会突然伸出一只手，一只正在摸索着的手
今天下午我又有一种几乎难以逾越的欲望想要给他们打电话。我甚至已经投完了404，那是亚特兰大的区号，我的前面就放着斯坦利。尤利斯的电话号码。举着话筒，我问自己是否已经确信——已经百分之百地确信；或者只是因为如此害怕不能再忍受孤独，想要找某个知情（或者将要知情）人来倾诉一下。
此时我仿佛听见理奇熟悉的声音于是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当你如此急切想要见理奇——或者他们中任意一个的时候，你就不能确信自己的动机。对自己说的谎话是最好的谎话，事实上我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确信。现在我只好假设那头自大的蠢猪里德马赫所说的可能正确：劳里可能记得她父亲，也许看过他的照片。我还假设不管家里人怎么教育孩子，一个能说会道的成人能够把她哄骗到自己的汽车里。
仍然有另外的一种恐惧困扰着我。里德马赫说我可能发疯了。我当然不相信，但是如果现在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个疯子。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们完全不记得我怎么办？麦克汉伦？ ↑返回顶部↑